本文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这也反映了《立法法》修改的复杂性和难处所在。
另外，宪法上所有权的客体不仅仅是有形物，无形财产权、在不可把握之客体上所成立的版权、集合物、财团以及企业的财产权，也都受德国基本法第14条之保护。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话来说，民法法律制度，并不包含对所有权内容及其限制的终局性规定。
比如，立法者首先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轻易地将风能、光能具体化为国家所有，因为这种自然资源通常情况下并不能被人类稳定地控制。王克稳最近提出，要用公共信托理论来解释全民所有与国家所有的关系，这是极有见地的意见。前者属于类似于德国法上的制度性保障，后者才是作为物权而存在的民法所有权。很多德国法学家持有跟哈贝马斯相同或相似的看法。（4）当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决意将风能、太阳能、乌木以及其他特定的自然资源（如特定区位的水资源）通过立法具体化为国家所有时，要尊重自然规律和财产权的一般原则和规则。
可以预见，随着民法典编撰工作的启动和推进，这个问题的争论会更加热烈。马克思和列宁是在民法/财产法意义上来界定和使用国家所有这个术语的，苏联宪法虽然坚持了这一点，却用计划经济式的公权手段来落实马克思和列宁的主张，建立了政企不分的自然资源产权和管理体制。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
后来这些短文结集出版为《联邦党人文集》。其基础是联邦性不是国家性的;在政府一般权力的来源方面，它部分是联邦性的，部分是国家性的;在行使这些权力方面，它是国家性的，不是联邦性的;在权力范围方面，它又是联邦性的，不是国家性的。联邦党人主张在美国能实现联邦和共和制度的较好结合，并且这一结合应如实地体现在宪法之中。所谓纯粹的民主政体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
1773年就读于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限权宪法要求公民个人是政府的唯一适当目的，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
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 使这些人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规则。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麦迪逊 汉密尔顿 宪法思想 。联邦共和国的定义，看来就是一些社会的集合体或者是两者或更多的邦联合为一个国家。分立是制衡的前提和基础;制衡是分立的目的和结果。
而且在任何社会中，那都是宗教自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障。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担任华盛顿的军事秘书。在美国社会中，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立法救济、宪法救济所允许的形形色色的行动，是有关个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够获得的形形色色的策略的一部分。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传统的政体思想往往依据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数的多少而对政体进行类别划分。
与之相适应的自然推理乃是大国必导致专制：首先，在大国只有建立强大的专制统治，才能避免政治权力分化瓦解;其次，因为大国一般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比较好战，或因邻邦的嫉妒而卷入战争，战争不可避免滋养专制统治;复次，大国要求具备爱国、警觉、有见识等素养，并且对公共事务有热忱，但在大国里，面对错综复杂的事务，人民由茫然无错变得漠不关心，继而把注意力完全转向自己的事务，这样会使权力落入少数几个人手中，这些已经取得人们信任的公共人员，一旦离开基层，并且手中掌握了压制工具，就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去曲解共和政体。所有决策者均为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所约束。
使各州幸运的是，它们享有最大的宗教自由。[美]加里·沃塞曼著，陆震纶等译：《美国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分权并不意味着完全排他性的权力分立：不同的部门应该保持依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像同那个把整个宪法组织连成一个团结和睦的不可分离的纽带的联系链条相一致的彼此分立。麦迪逊总结性地认为，客体的不确定性，知觉和思想的不完善性，语言工具表达和沟通观念的不适当性，都是导致人类知识和知性的不完善性，因而导致人的行为出错的重要因素，但可能犯错的决策者也有可能预料并重新考虑其处境，重新分析他们的问题，并根据经验和新的信息来改变策略。政府仅仅关心根据宪法中的规则，制定和实施法律，征税，分配资金，人事任命，管理公共事务。公民把军队看作是必然的灾祸……并且准备反抗那种他们认为可能损害自己权利的势力。
这些都是手段，重要的手段，用来保持共和政体的优点，克服或避免其缺点。联邦党人认为共和政体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有可能人民对他们的政府失去控制，代表统治者们破坏了这个政体;第二，有可能大众的多数屈从于他们的代表们，实行压迫式的统治。
为了安全、当地情况和对整个社会的普遍同情等目的而达到足够的人数以后，每增加他们的议员就会阻碍他们自己的目的。联邦党人认为通过制宪会议建立全国性的政府权力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处理权。
他认为权利法案应采取修正案的方式附在宪法的后面，以保持宪法文本的完整性因此，原则上，当国家作为政治系统的载体（比如进行经济决策、提供公共服务等）时，并不能成为宪法上财产权的主体，否则就会与财产权的社会功能相悖，这基本上排除了以公法人形式出现的国家（无论是进行直接的行政行为、提供公共服务或给付，还是从事盈利活动）作为财产权主体的情形。
[86]甘超英：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顾，《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132～157页。因此，《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的财产权所保障的并不仅仅是维护财产所有人对物或者权利的支配权，或者说保障资产的恒定价值，而是按照相应的市场条件保障在货币中符号化了的沟通机会，宪法赋予的并非价值保护，而是功能性的保护。我国虽仍未在法教义学层面建立公法人与私法人的类型区分，但实践中却实际存在。[83]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私人的无度使用而产生的公地悲剧。
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所强调的，《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所规定的财产权是一种核心基本权利，与个体自由的保障具有内在紧密的联系，[44]财产权的功能在于，确保个体在财产法领域中的自由空间，并借此能够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虽然国家直接参与经济并通过政治方式获利并不会直接导致经济系统自主性的丧失或者取消经济系统的沟通符码，但却会导致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过度介入，并导致经济系统的运行直接屈从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27]详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85]尽管并不排斥其在民法层面上针对其他组织与个人的主观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也必须在宪法国家所有的框架下才能理解。
[67]只有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内，行动者才能承担此种后果的中立化，在经济领域中，货币制度所保障的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将货币符号作为纯粹的工具加以适用。如果想要维系货币的功效，就必须保障此种信赖不受侵害，通常这种外在的侵害不是遵循经济系统的规则（也就是按照市场的规则），而是遵循权力的规则，也就是说对货币制度的侵害主要来自于政治系统。
从《物权法》第五章第45条至第57条的规定来看，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规定几乎直接过渡为物权法上的国家所有权，这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疑问。而国家作为私法人不仅可承担公共任务，亦可进行直接的赢利活动，各种情势，不一而足。[48]就此而言，宪法财产权设立宗旨并不是通过财产保护而要求对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进行一种基于民主而正当化的全权安排，也就是说实现政治民主对社会与经济的潜在性的绝对统治。尽管存在反对意见，[41]但上述观点被视为德国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另外，基于公共福祉的原因，作为具有维系社会系统分出之功能的财产权也可受到限制，比如对财产的征收、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等。我国学者王旭副教授引用耶利内克的理论，也将国家所有权这种公法权利理解为一种义务，前注[1]，王旭文，第11页。
而由此产生的困惑是：国家何时受公法规制、何时受私法规制？是否会导致国家遁入私法的情况出现？归根到底，这里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法教义学的建构具体化国家的权限、权利与义务。[55] 经济系统的分出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是同步的，都与宗教、政治权威的流失以及民主的发展和社会多元价值的出现密切相关，在经济系统的分出过程中，值得反思的是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此时的法也并非仅限于实证法，国家作为法人并不意味着国家成了实证法上的概念，其仍然摆脱不了超实证法的道德理念的影响，这在施塔尔（Stahl）等人的有机主义国家理论中表现得也很明显。[81]从这个角度来说，宪法上国家所有权的命题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国家所有权的出现也就成为国家所有条款与私有财产权条款之间的移花接木，是学者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建构，他们却忘记了从宪法中的公共财产制度框架下对国家所有加以分析。
